这一阶段的作品题材大约有三个：歌颂、回忆、斗争 。歌颂党、领袖、社会主义、人民回忆战争岁月，回忆苦难年代，回忆过去生活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旧思想、旧观念作斗争。所以这个时期的少数作品艺术性是不高的，作品也主要体现文以载道的思想，作品的风格往往简单，人物也呈现一些程式化的倾向。
对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来说，突出点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刻画上。小说向来以在特定的环境中依靠完整的故事情节来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为己任，刻画出来的人物有时是一种现实矛盾的综合体，具有艺术表现力的意义。综观十七年文学史，典型在这里被过分甚至无限制地夸大，集中表现为一个无数风靡一时的革命战争小说反复出现的名词：英雄。
在当时，题材的重要与否决定作品的价值大小这一创作判断标准要求作家只能选择重要题材来表现，即只能表现光明的东西。其中只有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强勇敢的英雄形象，才能成为作者和读者共同关心、共同感兴趣的焦点。英雄却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条件下被逐步地抽空成一个代表先进阶级属性、拥有高尚政治品质的固定积淀体而中国《尹青春》里的尹青春和《永生的战士》里的小武，他们除了无我地为集体而存在之外，很难在其身上找到与众不同的特质。
另一方面，为了体现英雄形象的完全高大化，十七年的小说几乎都采用了绝对的肯定手法。
“十七年文学”中城市的隐匿更表现为城市文学的稀缺。“十七年”的中国文坛，原“解放区”作家占有着主导地位，他们这些人熟悉的是农村生活，在他们思想深处文艺为人民服务被理解成为农民服务，他们多年来追求的文艺大众化，更确切地说是文艺的农民化。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笔往往滞留在农村生活这一素材域中，而对他们身处的城市缺少必要的反映。
城市的隐匿，使得“十七年文学”文本中所表达的现代化诉求缺少精神、物质基础的构建，同时也表现出极大的片面性。“十七年文学”似乎成了红色中国、乡土中国的书写。城市的隐匿，对“十七年”城市题材文学作品艺术内容的改变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